网上流传了一个有趣的笑谈，称我国顶尖的大学中，实际上有两所“第一名”，那便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名校之间的竞争，已经持续了近百年，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尽管这两校之间的较量异常激烈，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顶尖高校越多，培养的人才越丰富多样，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也会更加迅速和全面。
不可否认的是，清华和北大都属于我国的最高学府，它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绝非简单数字或排名所能衡量。作为国内顶级大学，其对考生的录取标准自然非常严格。如今，想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北大，无疑是各省份中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其学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全国范围内都属极其优秀的佼佼者，这也使得大多数学生只能仰望名校的门槛。
展开剩余89%然而，回溯90年前的民国时期，当时的清华大学已是全国最负盛名的学府之一。那时，清华曾出过一道极为特别的招生考试题，这道题不仅形式独特，而且成为录取的重要依据。这道题不同于平常试卷上的诗词、文章等常规题目，而是以“孙行者”为题目，要求考生对出一副对联。这看似简单却古怪的题目，最终只有一名考生写出了令考官满意的答案。
那么，这道题究竟是谁出的？出题者的用意何在？又是谁能够完成这道难题？这些问题至今令人好奇。1932年7月，由民国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管理的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当年的招生季。往年此时，试卷早已准备完毕，学生们只需按时参加考试，教师们再逐一阅卷，择优录取。但这一年，文科试题却迟迟未定，成为学校的一大难题。
这主要是因为负责中文出题的系主任朱自清，刚好赴海外进行学术访问，导致出题工作出现空缺。校方经过多次商议，最终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清华中文系教授刘文典。接到任务后，刘文典感到压力巨大。那时，国家政局动荡，很多学校师资匮乏，许多老师还得身兼数职。除了在清华教授中国文学，刘文典还要兼任北京大学的讲师，同时负责校勘古籍，如《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整理编撰。
面对临时增加的出题工作，刘文典深感力不从心，便萌生了寻求帮助的念头。某天，正当他焦虑之时，一位特殊的访客来到他家。见到这位客人，刘文典欣喜若狂，立刻抓住他的衣袖感叹：“老天有眼，派鹤寿兄来帮我了！”这位客人正是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字鹤寿。
陈寅恪听后颇为疑惑。经刘文典解释，他才明白，自己被邀请代为出题。陈寅恪坦言：“我从未出过考试题，恐怕这次会弄砸，还请舒雅兄另请高明。”但刘文典坚定回应：“不，我相信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刘文典坚持陈寅恪出题，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陈寅恪作为一代国学泰斗，学问渊博，学术地位崇高，完全符合要求。其次，他曾与梁启超、王国维齐名，被誉为“清华三巨头”，在清华多年执教，对学校的学生培养标准非常了解。此外，他兼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理事，具备广博的文科视野，能够精准把握国家和高校对文科学子的需求。综合考虑后，陈寅恪成为了这次出题的最佳人选。
思考再三，陈寅恪最终答应了请求。时间紧迫，他只有三天准备命题，并将试卷交给刘文典，后者前往北戴河出差。回家后，陈寅恪苦思冥想，忽然嘴角浮现深沉的笑容，他想到了绝妙的题目。第二天，他便将命题交给刘文典。
但刘文典看到试题时却颇为疑惑。陈寅恪出了两道题。第一道是作文题，题名为《梦游清华园记》。这个题目看似轻松，毫无以往常见的家国情怀或时政话题的厚重感，甚至像小学生的作文题。但其实这道题巧妙地让学生自由表达他们对清华的向往，既考察文学功底，也让学生自我审视求学动机。刘文典对此颇为认可。
真正让他困惑的是第二道题——一道简单的对联题，题目是“孙行者”。这题让刘文典摸不着头脑。清朝灭亡后，对联题目已鲜少出现在考试中，而“孙行者”这一上联极为怪异。为何陈寅恪会设计这样一题？
其实，这道对联题意深远。众所周知，对联是汉语语言的精华。标准对联讲究“对仗”，口语中对仗是语言对称，书写时是文字对仗。三个字的对联属于“无情对”，不仅要求上下联字义相对，更要内容无关联，看似简单实则极其考验考生对国学的理解和知识储备。
经过评议，刘文典同意将这两题列为入学考试题目，半个月后，题目正式发布给考生。考试当天，面对这两道极具挑战性的题目，考生们纷纷愁眉苦脸，挠头苦思。监考老师直言，这是清华史上最难的一次考试。
奇特题目带来了糟糕的考试成绩。阅卷时，陈寅恪同样满脸愁容。第一题作文虽各不相同，但由于考生普遍优秀，表现尚可，没有太大漏洞。第二题“孙行者”对联则难倒众多考生，许多人无从下笔，交白卷，甚至有人写出与题目无关的“西游记”或“猪八戒”之类答案，令陈寅恪失望至极。
正当他以为无人合格时，最后一张试卷上的答案让他眼前一亮。考生写下了三个字：“胡适之”。陈寅恪立刻惊呼：“答得妙极了！真是杰出的答案！”翻看试卷姓名，写着“周祖谟”。陈寅恪对同事说：“这位周生才华横溢，足以进入清华，甚至全国任何名校。”
为何“胡适之”成为出色答案？这其中含义深远。胡适之与孙行者都为人名，“胡”和“孙”都是百家姓，将两者连读音近“猢狲”，即猴子的别称，呼应“孙行者”即孙悟空之意。此外，“适”古意为“到达”，与“行”表示行走过程相呼应；“之”和“者”为古文虚词。对联的音律上，孙行者的“平平仄”与胡适之的“仄平仄”符合规则，堪称完美。
据陈寅恪回忆，他最初构思的理想答案是“祖冲之”或“王引之”，但都不及“胡适之”精妙。由此，他坚信周祖谟才华卓绝。
那么这位周祖谟究竟是谁？经查资料，周祖谟年仅18岁，生于北京，自幼研读儒家经典，国学根底深厚。转入现代新学体系后，他依然成绩优异，小学时曾连跳两级，11岁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不久前刚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毕业，便报考清华。
陈寅恪随后邀请周祖谟到办公室谈话。周祖谟坦言，面对“孙行者”题目，思考良久，曾考虑“王引之”和“胡适之”，最终认为“胡适之”更对称且工整。陈寅恪感叹：“单论此题，连我也不如你理解深刻。”
交流中，陈寅恪越发认可这位文采斐然、志向远大的少年，亲自邀请他入清华学习。周祖谟自然心悦诚服，欣然接受。可惜，开学前因学费昂贵，周家经济有限，未能筹集足够费用，周祖谟未能如愿入清华。
不过，陈寅恪曾言，周祖谟才华横溢，任何顶尖高校皆可。最终，周祖谟顺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入读这所同样享有盛誉的名校。陈寅恪也认为北大的国学氛围更适合他的发展。
北大毕业后，周祖谟专注文学与音韵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重返北大任教中文系，主讲现代汉语、汉语史、音韵学、《说文解字》研究及语言文学经典课程。1955年，受教育部委托起草《现代汉语教学大纲》，后任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潜心国学研究数十年，最终成为新一代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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