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王位继承的常见方式是父死子继，但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兄终弟及”，即由哥哥去世后，弟弟继承王位。这样做的例子时有出现。例如，沙特阿拉伯自1932年建国以来，除了开国国王本·沙特外，其他六任国王均为本·沙特的儿子，也就是说沙特的王位继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采用兄终弟及的方式。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宋、元、明三朝也曾发生过，尤其是在宋朝的初期，虽然兄终弟及在一定时期内的传位对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并未造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兄终弟及往往被视为“亡国的根源”，这与商朝时期发生的“九世之乱”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么，当时的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商朝的灭亡与兄终弟及的继位制度有何关系呢？
现代有一些学者认为，兄终弟及的制度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母系社会的遗存。在那个时期，尽管氏族的军事首领多为男性，但由于氏族的传承遵循母系血统，这导致父子两代可能分别属于不同的氏族。在这种情况下，同一氏族内血缘最近的继承者通常是兄弟，而这也就是兄终弟及的基础。此外，在远古时代，由于大多数人的寿命较短，许多时候子嗣在继承王位时年纪尚小，尚未成年。因此，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相较于父死子继，更能确保继位者具备成年人的成熟与能力，从而避免了未成年帝王上位带来的政治不稳。
展开剩余77%在中国的早期王朝，如夏朝与商朝，兄终弟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在夏启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太康和中康曾先后继位为夏王。虽然太康在位期间遭遇了有穷国的侵略，导致夏朝成为傀儡，但仍有过兄终弟及的传位现象。实际上，商朝也曾在其初期实行过父死子继的传位方式。商朝建立之前的商汤，虽然其开创的商朝在初期大多采用父死子继，但也有部分历史时期体现了兄终弟及。
商汤时代，本来选定了嫡长子太丁为继承人，但太丁在商汤去世前不幸去世，导致商汤将王位传给了第二个儿子卜丙。卜丙去世后，商朝王位又传给了太丁的儿子太甲，接着，太甲的儿子沃丁继续继位。此时，商朝的继位规则看似仍然是父死子继，尽管偶有特例。
不过，在沃丁去世后，商朝的王位传承开始出现了兄终弟及的情况，继承人变成了他的弟弟太庚。随着太庚的去世，商朝进入了一个由兄弟继位的时代，太庚的三个儿子小甲、太戊和雍己先后成为商朝的国王。尽管兄终弟及在这个时期得到实施，但并没有带来太多混乱，反而在太戊的治理下，商朝一度迎来了稳定与繁荣。太戊在位期间，任用了贤臣伊陟，施行了德政，成功带来了国家的安定与诸侯的归附。
但随着太戊的去世，王朝的内乱又开始显现。雍己继位后，再次将王位传给了太戊的儿子中丁。然而，中丁的统治时期，商朝的体制逐渐崩塌，发生了所谓的“九世之乱”，这段历史成为后世视为王朝衰败的象征。
“九世之乱”究竟与什么有关呢？有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商朝的王位传承混乱与外部压力也密切相关。史料显示，位于商朝东南方的蓝夷（可能位于今山东滕州一带）崛起并不断侵扰商朝的领土。为了应对蓝夷的威胁，中丁决定将商朝首都从亳迁至更加接近蓝夷的嚣，以便加强防守。
实际上，在商汤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的迁徙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商汤建立了商朝后，首都亳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稳定，但随着中丁即位，首都再次迁至嚣。这个时期的频繁迁都给商朝带来了一定的军事优势，也有效抵御了蓝夷的入侵。然而，这一系列战争也使得商朝的内部势力出现了分裂，王族内的权力斗争加剧。
随后的数任国君中，商朝的继位规则变得更加混乱。中丁去世后，商朝的王位被多个弟弟和亲戚争夺，导致了不断的权力斗争和政权不稳定。此时，商朝的国力也开始衰退，王朝失去了对许多周边部落的控制，邳、侁等部落纷纷叛乱。而在此期间，商朝还多次迁都，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政治稳定。
在商朝的晚期，祖乙的继位为商朝带来了一些短暂的复兴，成功击退了蓝夷和班方的入侵，略微恢复了国家的力量。然而，祖乙去世后，继位的又是祖辛和沃甲的后代。商朝的内部纷争持续，兄终弟及的传位方式再次引发了长时间的权力斗争，最终商朝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
直到盘庚即位，他意识到要恢复商朝的辉煌，必须改变这一局面。盘庚决定将都城迁至殷（今河南安阳），以图复兴商朝。尽管迁都在初期遭遇了大量反对和不满，但盘庚通过强调重振商汤遗产的意义，最终得以成功实施。
虽然盘庚成功平定了商朝的危局，但他仍然遵循兄终弟及的继位制度，将王位传给了两个弟弟小辛和小乙。而直到小乙的孙子祖甲继位后，商朝才彻底摆脱了这一继位方式，进入了父死子继的王朝传承模式。至此，商朝的政权逐渐恢复稳定。
尽管“九世之乱”的历史存在一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期间，商朝确实经历了频繁的迁都和权力斗争，王朝的国力大幅下降。而兄终弟及的继位制度，成为了被后世许多朝代所警惕的政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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